美国关税不断换马甲，真正的风险不只是2.5个百分点

7月24日，美国新一轮普遍性关税正式落地。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此次关税税率介于10%至12.5%之间，覆盖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瑞士、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这种变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面临怎样的国内司法和行政权力约束。因此，当新关税落地时，其冲击效应已被部分消化，引发的市场恐慌和外交博弈自然减弱。它是一次普通的关税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正在将普遍性关税长期化、制度化。：美国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进口附加费刚刚到期，新的10%和12.5%关税随即接棒。这预示着美国正试图重塑其贸易体系，使其长期建立在高关税壁垒之上，以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目标。【对话/ 唐晓甫，编辑/ 小婷】。中国将适用12.5%的税率，部分经济体则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被额外加征10%。这表明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覆盖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无差别的关税网络。各国已意识到，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关税战是双输局面，且难以迫使美国改变立场。挑战者需要针对每一个法律依据分别提起诉讼，增加了司法挑战的成本和难度。这些目标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美国当前贸易政策的复杂图景。其次是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再次是为国内政治争取支持。即便此类政策未必能真正兑现 “美国优先” 的口号，甚至有损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当然，多重法律依据并行的模式，也加剧了关税规则的混乱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对全球贸易的冲击。经过此前多轮关税风波，全球主要经济体已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习以为常。原因在于：第一，它分散了法律风险。在此背景下，就美国普遍性关税走向、相关法律工具的变化、对全球贸易和中国出口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彭波展开对话。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等法律，往往是为了绕过国会立法程序，利用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的广泛行政权力。综上所述，美国正通过不断变换名目和法律依据，把高关税从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政策工具，固化为常态化贸易政策根基。即使某个法律依据（如IEEPA的某次援引）被法院裁定无效，政府仍可迅速切换到另一个法律依据（如第301条），使关税政策得以延续。增加财政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美国政府宣称，此举源于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发起的所谓“强迫劳动”调查，理由是现有措施未能有效阻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供应链。但关税覆盖60个经济体和几乎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在经历了初期的激烈博弈之后，各国更倾向于采取更加冷静的态度，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转而依托 WTO 诉讼、双边局部谈判，或是加快同中国、东盟等经济体推进自贸协定谈判，以此分散贸易风险。彭波： 这次政策变化绝非一次普通的关税调整，而是标志着美国正在企图将普遍性关税长期化、制度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首先，预期管理已到位。其次，报复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从此前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到援引《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征收临时进口附加费，再到现在动用第301条，美国关税政策不断更换法律依据。通过普遍性高关税，美国旨在提高进口商品成本，迫使跨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出中国等地，或回流美国，或转移至其盟友国家，从而重塑一个排除中国、由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这就像一个拥有多重备份的系统，单个节点的失效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美国对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征税，意味着这已不只是中美贸易摩擦。强硬的贸易立场，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关税，迎合了国内相当部分选民和产业群体的诉求，有助于转移国内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将内部问题外部化，以巩固其执政基础。但这些目标并非政策调整的核心驱动力。面对美国持续不断的贸易压力，各国已部分将战略重心从“如何应对美国关税”转向“如何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寻找出路”，例如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或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您认为美国目前在追求哪些目标：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制造业回流、迫使贸易伙伴让步、重构供应链，还是为国内政治争取支持。与此前的“对等关税”相比，这种依托多重法律工具叠加搭建的关税征管框架，是更容易受到司法挑战，还是反而更难被整体推翻。且除了中国之外，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全面关税战的能力。因此，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的冷淡反应，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各国在战略层面形成政策脱敏，正在主动推进贸易布局多元化。其次，从覆盖范围看，新关税涉及60个经济体和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其普遍性远超针对特定国家或产业的惩罚性关税。市场和企业早已将高关税视为“新常态”，并进行了相应的风险对冲和供应链调整，负面影响已经部分得到消化。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甚至声称，新关税将“纠正侵犯人权和扭曲贸易的做法”。彭波： 相比去年的“解放日关税”，此次各国反应明显冷淡，主要原因在于“狼来了”效应和战略疲劳。美国经济发展大量依赖进口。最后，从理由的牵强性看，将如此广泛的关税措施解释为应对“强迫劳动执法不足”，其理由与措施的规模严重不匹配，这更像是一个借口，用以掩盖其推行长期保护主义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这种多法律工具叠加的体系，虽然看似复杂，但反而可能更难被整体推翻。彭波： 美国频繁更换关税法律依据，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司法和行政权力约束下，为寻求关税政策空间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与“法律工具主义”策略。然而，这种做法极易在法院受到挑战，被指超越法定权限。而且与“解放日关税”相比，本次新增关税上调幅度有限。关税成为一种极限施压的谈判筹码，美国试图以此迫使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在贸易、技术、安全等领域做出更多让步，向美国输送更多的利益，以实现转嫁危机、维持美国国内稳定的目的。美国将此次关税解释为应对贸易伙伴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执法不足”。相比之下，推动制造业回流、重构全球供应链是其深层结构性诉求；博取国内选民支持，则是其最直接的政治动因。因此，政府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看似更“合法”的法律依据（如第301条）来为关税政策辩护，以应对潜在的司法诉讼。首先，从政策的连续性看，10%的临时附加费到期后，新的10%和12.5%关税立即接棒，这显示出一种“无缝衔接”的态势，旨在避免关税壁垒出现任何真空期，其核心目的是持续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彭波： 美国当前的关税政策并非追求单一目标，而是一个服务于多重战略意图的复合工具，其核心是“美国优先”。但相比去年的“解放日”关税，这次各国的反应明显冷淡了许多，原因是什么。通过加征关税扩大财政收入，美方试图实现减轻国内税收负担的目的，进而实现提升民意支持度以及推高股市的目标。因此，这种策略虽然增加了单个关税措施的司法不确定性，但增强了整个关税体系的韧性和持久性。您如何定义这次政策变化。首要目标是推动制造业回流和重构供应链。然而，一项以特定人权问题为名的措施，却最终演变为覆盖主要经济体和大量进口商品的普遍性关税，其政策规模与所宣称的理由显然并不相称，真正目的仍是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整体议程：借关税迫使贸易伙伴让步、推动制造业回流、重构全球供应链，并将美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压力向外转嫁。这一点已经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得到确认。这套操作看似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新变化，实则延续了其一贯的保护主义传统。第二，它创造了“法律冗余”。最后，战略重心转移。一方面，这暴露了其面临的司法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