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基层去，到南方去，到更广大的世界中去 恒盛资讯

【文/ 殷之光】。1948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后，美国人韩丁应共产党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的邀请，前往晋南潞城县五区高家庄教授英文。同时，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从城市向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从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北方的人们同样也都在经历着从一个共同体中走出去，到另一个共同体中落下来，改造自我，也在不断改造他人的历史进程。她原本是“沿海一座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侵略华北之后前往延安。任何一个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必然会遇到“外来”的人，也会遭遇“外来”的政策。一方面，被访者可能会将访谈视为对他们行为的审查，进而有所保留。同样，在1950年代，当新中国开始面向广大亚非拉国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时，也继续采用了贸易这一方式。随着林德服装厂的到来，原本那些并未被国家联系起来的、生活在首都周边乡村里的年轻人开始与更大的共同体发生了联系。[3] 同上。生计是理解一切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要素。这与解放区“本地干部”形成了鲜明对比。被虱子叮咬之后，会产生一种蔓延全身的“火辣辣的不舒服的感觉”。承认人的实在性还意味着研究者本身也是这种复杂关系中的一分子。恍惚间我仿佛来到了小时候的城镇。然而，即便在这种复杂的联系中，人的“走出去”与在共同体中的“落下来”仍是我们可以用来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在具体的共同体生活中，交换――特别是那些能保障人“吃饭”的交换——就是建立信任，建立有机联系的最常用途径。从异乡走来的戚云和韩丁们，是为了张庄人的生计而来的。在这个小厂的门厅，两位埃塞俄比亚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韩丁描述了一种叫作“革命热”的体验。我们既是从城市前往乡村的戚云，也是从一国走向另一国的韩丁。能否牟利则几乎成为衡量交换的唯一标准。在黄土路上开了半个小时车，就来到了工业园区，林德服装厂就是园区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厂，主要业务是为欧美快消大牌代加工服装。这种对具体关系中人的考察并非仅仅为了展现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与多样。另一方面，被访者也可能将访谈视为他们向他人、向上级、向外界讲述个人经历，甚至诉苦或谋求同情的途径。他解释道，这两人是他与当地政府协商请来的，他们来到工厂门口，现场办公，为前来打工的人们办理身份信息注册。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生长出的平等贸易观，其目的绝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牟利，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谋求团结、寻求了解，并最终建设更大、更稳定的共同体的解放目标。这种最简单的交换行为让这些外来者一步步与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建立起了最基本也是最有机的联系。他“谈话的兴致很高，而且极想和外国人接触”。正是在这种对大量多样“片段”的白描基础上，研究者追求的“普遍性”才可能向我们显现出来。走出去意味着跳出经验空间，这也是研究者在真正开始追寻普遍性这一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第一步。如何进行生产。“活动的人”是具体的、在复杂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人，也是我们所有人唯一的存在方式。同样，走出去的我们就在这个进程中，改造自己与整个世界。在张庄里，既有从山东一路逃荒过来，靠着纺纱织布手艺活下来，且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大大改善了生活的王老太，也有做过伪闾长，在“反奸运动”中丢掉了全部房产和土地，虽然在土改中也获得了一间破屋、几分田地但生活大不如前的韩忠喜。对连接点的发现，便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关切的普遍性问题的起点。埃塞尔比亚的服装厂女工。[4] 韩丁著，韩倞等译，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在跳出以研究者自身生活为中心的“小世界”之后，一个个以具体的工人、农民、小商贩、小职员等人为中心的世界，以及他们所涉及的亲族、邻里、工坊、市街、行会、农场、矿山、企业、教会、学校、机关等社会共同体才能够有机地向我们展开。我很难想象这两位在这服装加工厂里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于是便问了随行的服装厂老板。基础设施从来不仅仅是修桥造路修工厂，而是通过这种拿不走、搬不动的实在物，一步步改造了生产的社会条件，并为一个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生活的共同体，提供相互流动、面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革命的纪实》的序言中，韩丁写道：“昨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明天也很可能在巴西、尼日利亚或印度发生。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些海量的个案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共鸣共振，并最终发现这复杂多样性背后的“连接点”（conjunction）。今天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我们所有人的“走出去”创造了基本条件。实际上，在张庄这个“小世界”中，作为外乡人的戚云，同作为外国人的韩丁一样，一开始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他者”。工人们全来自本地，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且以女性居多。实际上，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思考，其普遍性都不可能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之外产生。从展开调查的那一刻起，研究者就不可避免地加入研究对象的有机共同体中。无论这种社会关系是真实的，还是来自对方一厢情愿的想象。[1] 韩丁著，韩倞等译，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当访谈结束后，韩丁一行人正准备离去时，一位叫申全德的农民拦住了工作组。这些“外来”的因素在与共同体中人的互动中，有的存留了下来，成为共同体有机的稳定组成部分，有的则在冲击扰动了共同体的稳定之后消亡。韩丁笔下这位充满利他主义热情的革命知识分子充满热情，梦寐以求地希望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坐在接待台外面，临时支了个大桌子，桌子上摆满了运送电子设备的硬塑料手提箱。因为在周边居住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没有身份证明，这就使得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对区域国别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走出去既包含“向（中国之）外”，也应当包含“向（社会之）内”的“走进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板跟当地政府协商，腾出工厂前厅一块地方，架设工作台，来一位工人办一份身份登记，开一张银行卡。由于棉衣不能水洗，因此用不了多久就会饱受虱子的困扰。土地改革、合作生产是20世纪40年代这些张庄的“异乡人”们带来的政策方案。在沿海大城市里居住的“戚云”们，也许并不需要像张庄的贫农们那样，需要从地主那里租种土地来换取粮食，也可能无需忍受虱子叮咬而带来的身体不适，但这种环境带来的差异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共性，那便是无论我们身处城市还是乡村，异乡还是故乡，所有人都需要一箪食来充饥，一瓢饮来解渴，一方土来居住。而这也为国家组织民众、介入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我们不妨把这个进程叫作城市化、全球化或是现代化。在这个复杂的进程中，曾经很长时间里，“走出去”是极少数人的命运。去老乡家里吃饭，用“从大学领到的小米票”，跟当地老乡换一顿家里灶上做出的午饭。韩丁在描述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中国女性时提到，这位在南方城市里度过一段“比较优越舒适的童年生活”的女性，却毫不介意来到华北农村，过一种“艰苦的革命干部生活”。他们相信，这也是让张庄人走出贫困与猜忌，走向更美好共同体生活的可行途径。与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相比，革命干部带着“接受锻炼”的热忱来到乡村。既是相互改造，则必然互有冲击。他们在这里不仅需要融入社会环境，也需要经历日常生活变化带来的种种冲击。放眼望去，厂房至多能容纳3条生产线、一个堆料仓库以及不足300位工人。这里的人并不指原子化的人，而是作为整体的、在社会共同体中活动的人。注释：。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始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服装厂位于东方工业园区内，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大约1.5个小时车程。张庄不再是一个地图上若有若无的小点，土改也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冷冰冰的政策。由于卫生条件差而感染疾病；在调研过程中去“贫农家里吃饭”，必须要跟“患着不治之症的人混用筷子”；与当地老百姓一样，日复一日吃着“玉米面团煮成的粗茶淡饭”等等。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小世界片段之后，我们才可能看到它们背后那些互相联系与作用的、普遍的、具有结构性特点的规律。在这份长达一千余页（英文）的深度调研报告中，韩丁对张庄土改推行两年过程中的成效、阻碍乃至错误进行了生动的白描。并且，在充分意识到以牟利为唯一目的的交换强化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差异的前提下，消除这种不平等，既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成为革命政治实践中的手段。韩丁描述了他与工作组一同去张庄农民王文斌家中访谈的场景。这不仅仅是20世纪40年代，刚刚来到张庄的工作队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世界各个角落的共同体都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随着人与人互动的产生，人的共同体的复杂性便开始不断被放大。这种几乎将所有人的生活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进程，也反过来催促我们在更大的规模中、更复杂的社会有机联系中来思考人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变迁问题。从单纯的商业逻辑来看，服装厂老板此举似乎并没有太大必要。韩丁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来到了潞城县下属的张庄，与工作队一起，与张庄的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对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言，变化才是常态。[2] 同上。[1]在自我介绍之后，申全德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发泄着心头郁积已久的牢骚”“要是耐着性子坐着听他讲”，那这位“贫农可以一直把我们从白天留到半夜”。他们“虽然工作稳当，但是缺乏热情”。从首都开车出来，大巴先是在硬化大马路上开了约1个小时，随后转上了颠簸的黄土路。韩丁将这段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并以《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为题在1966年出版。秦晋黄土高原上那饱受季风滋养与危害、忽旱忽涝的自然环境，正是在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之后，才开始产生了历史的意义。黄土路两旁是一个接一个的旅馆、肉铺和小卖店。正如所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这便是身体上感受到的“革命热”。谁占有土地。作为实在的人，我们根本无法避免自身所承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属性，更无法避免他人透过我们看到那些他们所关切的社会关系。而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华北地区许多新解放的地区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干部。韩丁描述自己来到乡村之后，就像戚云一样，开始时都“感到非常不舒服”。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哪些外来者会被共同体排斥，哪些又会成为共同体内的一部分。2025年8月，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的调研中，我来到了林德服装厂。实际上，对所有研究者而言，真正跳出自身所习惯的小环境，走进更大的世界，思考并尝试理解在广阔环境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区域国别”式的调查研究与实践。它们在人的活动中，共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沿街商铺前，不少工人正在铺设水泥预制的街道下水管。只有发现了这些不同片段之间的共鸣共振之后，那种被我们称为历史运动趋势的宏大叙事才真正具有了血肉。[2]在回高家庄的途中，工作组开始聊起了那两位访谈对象，“姓申的太爱吹牛”，虽然说的话很多难以让工作人员相信，但毫无疑问，“这个村的问题不少”[3]。这一场景形象地向我们展现了研究者的到来可能对当地社会共同体关系的“扰动”。手提箱里装着的是电脑、便携扫描仪等设备。作为带着明确任务与目的的外来者，工作队将进老乡家里吃饭作为开启相互了解的重要方式。它的目的是让饱受战火与内乱冲击的所有张庄人吃饱饭。而调查则是研究者们理解“活动的人”的重要方法。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长征路上，面对多样的、封闭的小共同体时，打破僵局，缓解敌意，并最终建立信任的最重要方式便是“平等交换”。然而，在种种解决方案中，他采取了那种稳妥却更花精力、耗费时间的途径。时至今日，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实践已经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与更大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将乡村短缺的小米交换给老乡，换取老乡家中的一碗“玉米疙瘩”，利他主义的“革命”精神与谋求生存的“自利”心态之间产生了最有机的联系。在随工作队深入张庄进行调研访谈时，韩丁需要仰仗一位名叫戚云的青年作为翻译和助手。融入必然是一个相互改造的过程。然而，恰是因为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结构，甚至政治秩序形成的复杂关系，使得世界上在不同区域中小共同体里生活的人们，在获取这些基本生存资料的过程中，面临着千差万别的压力与挑战。”[4]这是因为“土地”这一决定了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所有人、所有共同体最根本的公共要素。老板来自浙江，看样貌似乎不到40岁。戚云与韩丁一样，是当时北方大学的青年教员。戚云就在这个历史节点离开了延安，辗转来到解放区救济总署成为韩丁的同事。而实现这种可能性，则反过来需要走出去的每一个中国人，让自身有机地融入所在的共同体中，共同发展，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而没有银行账户，老板便无法给他们发放工资。韩丁在对工作队下乡调研的描写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在推动这个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善意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下而上的困难、怀疑与抗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便是一个“小而美”的故事。在我们的研究中，“交换”经常被看成市场行为。他们或是像王老太那样，为了生计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像戚云那样，为利他主义理想驱动，来到乡村走向基层；他们也许是商人，走南闯北谋求利润；也许是知识分子，远赴异乡寻找趣闻或探求知识。以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标准来看，作为一个企业，林德服装厂从事的工作都谈不上有多“高精尖”、多“现代化”。区别在于，自然地理、物质条件、社会环境、经济结构、政治语境、宗教习俗等因素对人的活动形成的差异化影响，往往将人们“锁定”在其各自经验世界中。